“钱学森之问”是个伪问题｜科技袁人

最近，很多人在传一篇文章《：希望杨振宁李政道有生之年重归于好》。实际上这不是院士的文章，而是记者采访何老师与他夫人庆承瑞老师的记录。两位前辈老师谈了很多有趣的内容，结果记者偏偏拿了这一句出来作标题，这实在不太好。

排除这个标题党的问题，这场访谈还是很有价值的。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是最后一部分。他们给“钱学森之问”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这是个伪问题。摘录如下：

问：像您这样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学家，和杨先生李先生这样海外取得成就的科学家，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共同点？

：大家都做科学工作，科学工作本身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按照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办事，没有任何差别，只是条件不一样。他们在国外工作，物质条件比我们富裕得多，科研环境也好得多。他们所处的科学环境的水平，远比我们发达和先进，这是事实。

我们解放以后，又穷又破。抗战时期的全国最高学府西南联大，学生老师加一起也就3000多人，跟国外完全不能比，好多课我们根本开不出来。1947年我由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转学考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就找不到什么先进的科学的书籍可看。那时候有个龙门书局引进了一些外国的书，很贵，连盗版都是很贵的，学生们根本就看不着。你就不能想象当时中国有多落后。这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科学家跟美国跟西方没法相比。

庆承瑞：虽然我们也出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那是在美国的科学土壤上生产出来的。应该说，在科学土壤上，我们跟西方的科学水平是没法比的，更不能说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力就一定高于国外。

有一个“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不能培养出世界级科学水平的大师？”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李政道和杨振宁两位水平之高，我个人认为跟中国的西南联大教育体制没什么关系，因为两个人本来都是才华卓著，在中国是好学生，跑到国外也是好学生，好学生的标准，在各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由于中国正在进行抗日战争，西南联大也因此有机会集中了全国的最优秀人才。但是的确与学校的教育水平有关系，不同学校确实有好坏差别的。

：有人问一个问题，杨振宁李政道如果一直呆在中国，不知道后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他们能不能拿到诺贝尔奖？我回答说，一定是100%拿不着，因为完全没有这个科研条件。当时，也就是在1956年，连国外的科学信息我们都没办法及时获知。宇称不守恒，我们连现象都发现不了，更没有这个条件由吴健雄先生去做一个低温下的科学实验。这也就是说国家的环境和条件非常重要。

庆承瑞：有人以为我们这几年大量投钱，大量培养人才，以为中国的科学已经不得了，这完全不是事实。在我们理论物理行业，比过去水平是高多了，但是说已经超过了美国，或者是赶上了美国，还早。比如你到医院去看病，你所用的那些医疗设备，95%以上全是国外生产和进口的。那些设备用的全是物理学的基本原理，那些检查的手段，也全是物理学的手段，我们中国的物理学家在其中有贡献吗？

那些大设备全是进口的，包括我们俩人耳朵上的助听器，对不起，也是国外的。我耳朵里戴了一个助听器，这里面就有一个小芯片，还有一个小小的传感器，然后进行放大，就这么个东西，全世界就四家公司垄断了，中国没份。我们现在更难进入，为什么？因为它有专利控制。

：我这个助听器是单卖的（从耳朵上摘下展示），你知道多少钱一个？4万多块钱一个，这一套两只就差不多要10万块钱，产地却出自丹麦，是一个小国而高水平的国家。这就叫做高科技。

【袁岚峰注释：中国物理学家对医疗设备原理性的贡献，原来几乎没有，现在将要出现一个：零磁场的核磁共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杜江峰院士和彭新华教授等人开发，见我的科普书《量子信息简话》。】

我们物理学发展这么多年，我们是培养了一大批老师，这是事实，也送出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慢慢地开始有人成长，至少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接手生产了，而以前这个本事都没有。一些先进的大型仪器也开始试制并且改进了，但是原创性的东西全是国外的。

要改变这种现状，第一，很不容易，要依靠长期的持续不断地努力和奋斗。第二，重中之重，首先是要大力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持续不断地加大科技的投入。但如要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甚至是大师级人物，这绝不是三、五年能做到的。